上海党史

作者:财经在线

  1937年8月,中共南方局根据梁国斌、罗化成的请求,派他俩到闽西南张鼎承、邓子恢、谭震林领导的抗日义勇军(即后来的新四军二支队)工作。9月,二人参加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。会上,从延安回来的方方同志传达了党中央、毛主席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“独立自主”的指示。当时,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斗争十分复杂,蒋介石采取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手段,妄图乘机吃掉我们的部队。而在王明右顷投降主义的影响下,我们有些同志放松了对的警惕,使我们的军队受到了一些损失。闽南一支经过流血奋战的近千人的红军游击队被广东军阀包围缴械。这次会议,使与会同志对坚持“独立自主”原则,坚持“政治上采取攻势,军事上采取自卫”的政策,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

  会后,张鼎承司令员把梁国斌找去,谈了龙岩的情况,说:闽西南省委决定,让你担任闽西南抗日义勇军驻龙岩办事处主任。张鼎承司令员把主要任务交了底: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,与当局联络,领取军费及物资;扩大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宣传,扩大政治影响;联系和护送各地来抗日义勇军的干部和青年;以及秘密发展党的组织。

  龙岩是闽西南的要地,局势复杂,斗争很尖锐,虽然邓子恢等同志已经与当地军政当局谈判达成协议,但是仍然千方百计限制我党的活动,对我戒备森严,在办事处周围布满了特务监视。在这种情况下,梁国斌以办事处主任的身份经常会见龙岩的军政界、工商界、文化界等各方面的上层人士,向他们宣传我党的主张,争取他们的合作。标语、传单在城内四处张贴、散发,救亡歌曲满城传唱,死水一潭的龙岩城出现了热烈的抗战救亡气氛。

  当时,地方政府被迫接受我们提出的“停止敌对行动,实现共同抗日”主张,并达成协议:抗日义勇军停止打土豪筹借粮款,由福建省政府每月供给数千元的军费。但是,两个月过去了,军费仍无着落,我们这支数千人的部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。

  当局拖延不给,梁国斌几次找专员、师管区司令交涉。他开门见山地质问:“我们的部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,在白沙洲集训,准备开赴抗战前线的,这完全是符合民族大义的光明举动,你们想在军费上做文章,设置困难,就不怕承担破坏协议、破坏抗战的责任吗?”

  专员听了,一面答应请示上级,一面又无理指责“借这件事在外搞蛊惑宣传。”

  梁国斌义正词严地反驳道:“我们就像大庙里的钟,轻撞轻响,重撞重响,你们办得事情没有道理,难道还不让人说明吗?!我们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同你们打交道多年,是老相识了,你们也很清楚,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,你们‘围剿’了三年,想饿死、冻死我们,这都没有办到,更何况是今天!可以告诉你们,我们是有办法的,既然你们首先违反协议不发军费,那么我们也可以按照‘有力出力,有钱出钱’的原则,向有钱人家‘借’一点款,这不是打土豪,而是你们逼出来的。”以后,梁国斌派人一天几次去催促,又加上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,逼得他们几次打电报给省政府,要求赶快把军费发下来。

  深秋的闽西,寒意逼人,而支队的干部、战士及家属还缺乏过冬的衣服。为了让同志们尽早穿上新军装,梁国斌决定通过商会,向布店借布,缝制军装。一天下午,梁国斌将龙岩城里各布店的老板都邀请到办事处来,寒暄一阵后,他便通报了违反协议克扣军费、企图刁难我们部队的情况。他对这些老板说:“我知道诸位都是愿意抗日、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的。眼下即将入冬了,而我们部队的军装至今还没有发,我们希望诸位能暂时借几匹布,帮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。”

  为了打消他们的故虑,梁国斌又说:“诸位不要担心,向来说话算数,我们借归借,拿归拿,只要省政府的军费一到,立刻就把布款还给你们;假使有人要破坏统一战线,闹分裂,撕毁协议,不发军费,你们也不要害怕,红军就是打土豪也会还你们的,决不少你们一文钱!”

  商人们听了,一方面觉得太不讲理,另一方面他们想到自己的家属和财产大都在乡下,也害怕我们打土豪连累到他们,于是连连点头,纷纷表示同意。当天,各家布店就你五匹、我十匹地把布送来了,把办事处的厅堂堆得满满的。梁国斌等人又找来许多裁缝师傅,连续几个昼夜不停赶制,做好了几千套军装,立即派人送到支队。当几千名战士每人发到两套崭新的军装时,无不欢呼雀跃,士气更加高昂。

  10天后,省政府在我方的一再抗议下,终于把军费如数发下来了。梁国斌又把布店老板们召来,把赊欠的布款一一还清。老板们见如此讲信用,纷纷掏出钱来,作为“外水”酬劳。梁国斌一一谢绝,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他说:“如果你们认为布价太高,可以降低一些,那你们看着办;但是,我们是不会像军队那样,七折八扣来打你们的算盘,或者要你们的‘外水’的”。老板们很受感动,回去后都成了的义务宣传员。顽固分子的经济限制,非但没能卡住人的脖子,反而在群众中输了理。龙岩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,逐步影响到周围各个县。但是,长汀一带的局面一直没有打开。长汀,是我们闽西红色根据地的中心,1929年、朱德、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入闽后,长汀人民就跟着,深入开展土地革命,踊跃参加红军,不屈不挠地同蒋介石反动派浴血奋战,打出了红色的政权。在同志正确路线的指引下,革命事业一片兴旺。后来,由于王明极“左”路线的统治,红军没有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“围剿”。被迫西征,从此长汀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,他们把对红军的怀念,对反动派的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,日夜盼望着红军早日归来。

  一天,张鼎承司令员电话通知梁国斌去一趟。一到司令部,张鼎承司令员就对他说:“新四军军部要我们派人到长汀去接电台和干部。你是长汀人,情况熟悉,这个任务由你去完成最好。”

  张鼎承司令员指示梁国斌带领一个连,不仅要安全、妥善地把干部、电台接到,更重要的是到长汀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,扩大政治影响,打破敌人的欺骗。同时又告诉梁国斌:支队北上抗日行军的路线要经过朋口、长汀等地,你要借机了解军队的部署情况,为将来支队的行军作好准备。

  次日清晨,梁国斌带上一个连的战士分乘几辆汽车出发了。暮色降临时,他们赶到了长汀,梁国斌的心情非常激动,这里是他的家乡阿!梁国斌安排部队先在车站休息,他带着警卫员去专员公署,联系接干部和电台的事宜。在联系中,他了解到长汀城内驻有保安第八团的部队,为了预防万一,他把部队带到小校场原来的省苏维埃保卫局旧址住下。当晚用电话与新四军瑞金办事处主任肖忠全联系,得知干部和电台还要等几天才到。于是,第二天他就马不停蹄地到专员公署、保安团部、县政府、县党部和商会等处开展上层统战工作,了解长汀地下党组织的情况。

 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,长汀的人民群众奔走相告,纷纷来到部队的驻地看望。长汀的各界人士也到部队办公的地方拜访。每天晚上,梁国斌的家中都挤满了人,许多在城里、在山上坚持斗争的干部、党员以及群众来纷纷来看望梁国斌,叙谈这几年的艰苦斗争,控诉反动派的种种罪行,表达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怀念。

  不料,情况突然起了变化,新四军瑞金办事处遭到江西保安团的袭击,肖忠全同志英勇牺牲,所有的干部和电台全部被敌人扣押。顽固派又在制造新的事端,长汀突然吃紧!城外的敌人纷纷调进城内,形势十分紧张。面对这种情况,梁国斌做好两手准备:一方面派人回龙岩向支队司令部报告,以取得上级的指示;另一方面,他带一名干部和警卫员,到保安团团部“单刀赴会”,强烈抗议顽固派袭击我瑞金办事处的罪行,揭露他们的阴谋。

  梁国斌厉声责问他们:“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日寇侵略之时,有人公然践踏‘停止内战,一切对外’的协议,悍然袭击我新四军瑞金办事处,枪杀我办事处主任,抓走我几十名干部,抢走电台,难道这就是你们平日口口声声高喊的‘精诚团结共赴国难’吗?”

  保安团长万万没有想到梁国斌等人这么快就得到了“瑞金事变”的消息,一时慌了神,只得推脱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梁国斌紧追不放,逼得他没法,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是“破坏抗日救国的行为”。

  梁国斌话锋一转,单刀直入:“贵军既然知道这是破坏抗战的行为,那么,请问,你们调动那么多部队进城,在全城布置戒严,是为了什么呢?”

  “可是,你们在我们的驻地周围增岗加哨,构筑工事,并且派来大批便衣特务,尾随监视我们,这一切又该作何解释?!”

  保安团长见再也无法掩盖,终于漏出真相,反咬一口:“我请你们也要注意不做赤化宣传,扩大武装。”

  梁国斌当即严词驳斥:“全国人民除汉奸外,均有抗日救国的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,当局也曾许诺给人民许多抗战自由。我们在长汀忠实执行自己的抗日救国宣传,同时拥护的抗战诺言,争取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这样的活动,何罪之有?我们揭露日寇暴行,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,这样的宣传活动,何罪之有?至于广大热血青年强烈要求参加抗日武装,开赴前线,这更是符合民族大义的壮举,何罪之有?!今天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旦夕,全国人民无不为之痛心疾首,而你们非但不能‘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’,反而对我党的抗日活动横加限制,甚至处心积虑地要破坏统一战线,你们的所作所为,只能博得日寇的喝彩而遭全国人民的唾骂!”

  保安团长理屈词穷,脸色红一阵白一阵,他害怕把事端闹大,激起民愤,只得答应解除长汀城内的戒严,保证梁国斌等人的人身安全和行动自由。最后,他强装笑脸,恭恭敬敬地把梁国斌等人送出门外。

  后来,经过新四军军部和支队司令部的再三交涉以及社会各界舆论的谴责,不得不把扣留我方的干部、电台和全部归还,瑞金事件得以解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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